2025-08-04至15日在北京举行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市发展和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判断、新论断、新决断，其中提出了我国城市发展的两个转向，即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并且在五个深刻把握指出：要深刻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做好城市工作。
“四期”叠加的中国城市化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经了大规模、高速率、高压缩的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迅速增长到2024年的67%，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应该也是后无来者的城乡大迁徙。进入2025年，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四期”叠加带来的“九后”新挑战。
一是城市化率高速度增长后的放缓期。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1979年对全球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得出了“诺瑟姆曲线”这一城市化时间规律，该曲线表明，各个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类似正弦波曲线上升的过程，包含两个拐点：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当达到70%时，进入成熟的、缓慢的增长甚至维持动态比例的阶段。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7%，城镇化正在进入缓慢发展的成熟阶段。因此，未来城镇化率的增长将肯定放缓；近几年我国每年城镇化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增速也出现了下降。
2022年我国人口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全年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跌至-0.60‰，这可能带来收缩型城市、逆城镇化的情况。
二是城市化进程高度压缩后的补课期。中国30多年的飞速城镇化进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城市通过集聚极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效应，放大经济发展绩效，生产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文化甚至新文明。
但高度压缩的城镇化进程，也遗留了一些历史问题人口等要素的扎堆集聚也可能生产不安全、不均衡、不充分、不协调、不稳定，包括引发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垃圾围城、疫情冲击等“城市病”。
同时，也让城市在软件品牌、个性文化、精细管理、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发展，难以跟上硬件和有形设施建设的步伐。
三是工业驱动的传统城市化的中后期。虽然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工业化驱动城镇化进程只有40多年，但是一些超大特大城市在改革开放前就已有大量城市建成环境，包括住房和基础设施等。加之改革开放后过快城镇化遗留了“城中村”“老旧小区”，新建住房和交通设施的维护有所滞后，导致目前住宅和建筑的更新改造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汽车时代的迅速到来也导致交通基础设施超载和过度使用，交通基础设施年轻化需求凸显。此外，超大特大城市人口率先面临老龄化甚至深度老龄化，进一步使得城市运行和治理压力陡增。
四是数智驱动的新型城市化的前中期。新世纪以来，一波接一波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给城市发展和治理带来新机遇，
数字化大大加速了城市空间的拓展，城市的区域化、空间广域化发展迅速，无论是西方率先兴起的全球城市、大都市区、城市连绵区连绵带和城市星球等；还是我国都市圈、城市群和超大特大城市规模和数量的迅速增长，都表明城市正在经历新的空间形态。
数智化还带来的线上城市、虚拟城市、元宇宙、量子城市等新城市空间。
对于这些新型城市，目前全球并无成熟的规律和理论可循，需要我们在并跑甚至领跑中率先去探索、去试错、去创新，这也给城市治理创新路径带来了挑战。
把握“九后”新特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做好城市工作
把握我国城市“四期”叠加发展的历史方位，可以从“产业”“空间”“人”三个维度出发，应对“四期”叠加、走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重要路径。
“产业”维度进入后制造（突破中低端技术锁定难、产城融合要求更高、专精特新和小轻快准突显，依靠成本逐底竞争已经难以为继，甚至将出现大量的产品安全风险），后消费（排浪式消费越来越需要会数文旅体等融合创新等方式，银发经济红利、物业服务红利等将突显），后创新时代，从0到1的创新越来越重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创新生态打造上，越来越需要产城人深度化融合、定制化融合、社交型融合的环境，并呈现创新回归都市、创新重心下移的新模式新机制。
“空间”维度是进入后都市化，城市以更新为主、人本突显等；后区域化，发展趋同、信息扁平、知识平权等；后全球化，进入全球贸易新格局，强化出海管理等。
“人”的维度则是进入“后小康”社会，探寻全面建成小康后如何追求美好生等； “后人口”红利，人才重要性高度突显，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转移人口增速下降、城区新区郊区乡村“抢人战”激烈等；“后人类”时代，人脑接口、基因编辑、智能社会等，都让社会运行底层逻辑可能发生变化，需要我们从人民城市理念出发，将具体化的“人”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者熊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
